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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猥亵和游戏厅,这是我的九年义务教育

新闻来源:未知 发布日期:2017-05-17 14:43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162 个故事
 
  失重小镇
 
  一
 
  “我们镇里有一个乞丐。”
 
  “对对对,整个镇里只有那么一个乞丐,以至于他的名字成为了乞丐的借代用法。比如,你今天看上去像个高老瘪。”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他会在我们那当乞丐,难道是不知道我们那儿很穷吗。”
 
  几天前我们又聊到镇里一个名叫高老瘪的乞丐,虽然不太美好,但他似乎成为了我们镇那一代孩子的共同记忆。孩子们成群结伴的欺负他,然后成群结伴地在小镇里长大成人,但我并不在他们之中。即使在这样的小镇,我也没能领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小镇就是北方的小镇,街上一过车就尘土飞扬。老师告诉我们要等到没有车的时候再过马路。这导致在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我都不太会过马路。我就对我妈说,还是镇里好啊,以后我还得回去。
 
  我妈问我那个破地方哪里好。我说:“车少。”
 
  1997年我回到小镇,开始了我的九年义务教育生活,监护人是我的爷爷。
 
  登友是镇医院的院长,育有五男二女。老婆生完小儿子志国之后半年就去世了,志刚排行老六,有五个姐姐。
 
  有一次赵家四小姐坐小汽车出门办事,同车的售票大姐看她长得挺好看,就要把她介绍给院长的儿子。赵四小姐父母去世的也早,那个时候正寄住在她二姐家,急着独立出去。就跟着那人去跟志刚见了面。志刚虽然个子不高,但样子还蛮好看,主要是能说会道,也会哄人。更主要的是家里条件也还不错。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
 
  1990年的夏天志刚和赵四小姐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我。志刚成为了我爸,赵四小姐成为了我妈,登友成了我的爷爷。同年,在我半岁的时候他们又结束了婚姻关系,之后各自嫁娶。
 
  关于从他们离婚到读小学之间的六年半我在哪里,因为过于模糊和混乱,就像国家边境一样成为了大人们做文章的焦点。
 
  我有五个姑姑,她们每次来到爷爷家看望都会把我拉到一边,摸着我的头温和地对我说:大侄子啊,还记得小时候在姑家住过的那段日子么。你说说,你妈多狠心。说完她们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最后的总结陈词也总是,也别怪你爸,等你赚钱了一定要对你爷爷好一点。
 
  而我妈这一边往往会更加激烈,除了关于我爸是如何带女人回家以及用菜刀吓人,还有“你爸当时为了不拿抚养费还说你是野种。你不信可以去听,现在录音带还保留着。”
 
  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听。
 
  倒是在几年前和我爸通过一次电话,我第一次说出了“你从来没管过我。”这种话,而他在停顿了几秒钟之后给了我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回答:
 
  “我爸不是替我管了么。”
 
  二
 
  于是在1997年9月1日这天清晨,代人受过的爷爷推了麻局,拨冗送我去学校。爷爷退休后开了一个诊所,每天主要是和后老伴以及附近的几个老太太打麻将。诊所来人了就给看看,开点药打个吊瓶。后来索性连诊所也关了,专心打麻将。
 
  这是我来到小镇后第一次出门。他把我拎到他的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我从镇子的最北一路往东飞驰。如果把镇子看成一个方形,那个时候我家住在镇子东北的山脚下,这一片区域叫“北山”,小学所在的东南边叫“东街”。而火车站和农贸大厅所在的西南边是小镇的政治经济和足疗店中心,就叫“街(gāi)里”。
 
  一路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屁股快被硌成了棋盘,总算是到了镇第二小学。办完入学,他就赶紧蹬着自行车回去打麻将了。
 
  放学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一涌而出的小朋友形成的人潮碾过我后,又散向不同方向,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学校门口。我试图等待有人来接我回去,并想象了几种“有人来接我但没有接到”的可能性,可事实证明它们并不成立。
 
  于是我只好凭感觉往家走了起来。这有点像个轻量级的冒险故事,但又带了一层真实的恐怖。我尽量不去往那方面想,甚至开始想象等我到家的时候,全家人已经找了我一下午。我爸又急又气,可见到疲惫不堪又泪眼朦胧的我怎么也生不起气来,就假模假式地拍了我两下。爷爷也站在一旁老泪纵横了起来。一边这么想着,我走到了一片稻田旁。
 
  秋天的稻田一片金黄,妇女们围着纱巾挥着镰刀在田里割稻草,把它们摞成一剁剁一人高的稻草堆,它们让我有了一种想爬上去的冲动。稻草堆上躺着一个男孩,书包就丢在一边。我推算了一下,在这个时间放学,很有可能就是和我一样的一年级新生,进一步想,说不定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呢。我走过去问那个男孩,你是一年二班的吗?他说,是啊。我说,那我们是同学啊。
 
  我问他,你在这干嘛呢?他说,我在帮忙干活呢。
 
  我说,那我也帮你干活吧。
 
  于是我们就一起躺在稻草堆上,上面的风景特好,风儿也有点喧嚣。我们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他叫崔健,妈妈是朝鲜族,爸爸是汉族。但是他特别懒,除了从一数到十外加爸爸妈妈叔叔,一句朝鲜话也不会说。他家里也天天打麻将,他说会的第一个字是红中。我说,我都会胡十三幺了。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就这么成为了彼此第一个朋友。他还教了我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
 
  和崔健作别后,我继续寻找回家的路。这时天快黑了,他们不会已经报警了吧,我想。一边想着一边走过废旧的毛纺厂,远远地看到了我家。我怀着紧张又害怕的心情推开了房门,掀开了我家的门帘,经过了挨着水缸和灶台的过道,走进房间。爷爷正在和三个老太太打麻将,头都没抬地跟我打了声招呼。
 
  “我回来了。”
 
  暴力、猥亵和游戏厅,这是我的九年义务教育
 
  图 | 作者和爷爷的合影,左1为作者
 
  三
 
  崔健从小就比我没心没肺也坦诚的多。很抱歉的是,我从小就学会了撒谎。
 
  爷爷有一个老伴,我们三个住在北山的小院里。老太太闲不住,除了每天打麻将,还要有点副业。孵小鸡,养鸭子,甚至在院子里修个池塘养殖牛蛙,她都试过,但都一一失败了。小鸡在蛋里孵不出来,小鸭子离奇死亡,小蛤蟆一夜之间消失过半。小镇老奶奶屡屡受挫的背后隐藏着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因为她瞎胡乱搞嘛。但是老太太总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小鸭子死了,可能是因为温度不对,她说是我给掐死了。家里的小青蛙跑了,可能是护栏太低,她说什么我拿去做实验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就说是被我拿了。每次这种事情怪到我头上,我死不承认之际她就会把我爸也给找来,我爸就开始揍我,直到承认为止。一旦我承认了,她就会特别慈祥地说,好啦别打了,承认了就好,说实话就是好孩子。
 
  有一天我正屁颠屁颠地走在上学路上,好容易走了一大半的时候,被爷爷从后面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截住,不由分说地把我带了回去。一进屋我就慌了——我爸也在。结果这次是太太的金戒指丢了,非说是我拿的。
 
  我当然没有拿,就说不是我。老样子,我爸开始打我,好像把我打死了就会掉金色装备似的。他拳打脚踢了很久都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而蜷缩在地上的我被打得有点意识模糊,甚至有点想说就是我拿的了。于是我开始思考,我说拿了后,就说藏在哪个柴火垛下面了吧。他们就会去找,肯定找不到,这个时候我就说,可能被别人看到拿走了。到时候大不了再打我一顿。
 
  就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戒指找到了。原来是老太太早晨烧火的时候,戒指掉进了灶坑里。我终于逃出生天,站了起来。他们也很大度地拍了拍我肩膀,对我说,没事儿了,上学去吧。
 
  那天走到学校,第一节课已经结束了。班主任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有点想给她讲讲发生了什么。就在我扭捏地说了一声“老师…”的时候,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行了,快进去吧。”
 
  我爸也不只是打我的时候会来,有的时候喝了酒钱不够了,也会来我爷这里要几百块。有时候喝多了看到我,也会打一顿。他习惯性地打,我习惯性地挨打。打完了他去喝酒,我站起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他的弟弟,我的小叔也打跑了老婆,但没有再婚。有时候无处可去,就来我爷爷这里和我们一起住一段时间。每天回来,都能看见小叔坐在那里一个人不厌其烦地摆扑克牌,仿佛是一种预测吉凶的仪式。
 
  有一次跟我爷要钱未果,小叔还自己剁掉了半根手指。有时候来小住的小叔和来要钱的我爸碰上了,就会一起喝点酒。有一次两个人都喝多了动起手来,小叔去厨房拿了菜刀,爷爷和老太太吓得跑了出去。屋子里面就剩我们三个。小叔举起菜刀说,“我要把你一家三口都砍死”。就在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小叔说的一家三口指的应该是他,我后妈,以及他们的女儿。因为每次爷爷大寿每个小家拍合影,都是他们三个一起拍,小叔拉着他女儿和我一起。想到这,我竟突然平静下来。
 
  小叔和我爸除了好勇斗狠,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幽默。有一次学校劳动课要学打毛线,起初我习惯性地没有跟家里说,结果第二节课还是打毛线。老师让我回家去拿,不然就别上课了,我返回家里,叔正坐在那摆扑克算命,问我怎么回来了。我说学校老师要拿织毛衣的针线。小叔说,回去告诉老师,你家里都是光棍,哪有毛线。说完自己哈哈大笑了起来。
 
  四
 
  显而易见的是,我的饮食起居都极为敷衍。因为离家远,爷爷就在学校门口给我订了一份午餐:两个花卷,一碗豆腐脑。爷爷经常给我讲他上学那会的故事,比如不用家里拿钱。学校每天给一毛钱,午餐就一根胡萝卜,一分钱。
 
  就这样,小学的我吃了六年同样的午餐,虽然语气中带着抱怨,但那些年里的每一个中午,我都像疯狗一样冲向何家小吃铺,又像一个贵族一样精心地用桌上的酱油、醋、香菜、辣椒粉调剂着我碗里的豆腐脑。
 
  虽然脚上长年穿着和爷爷同款的胶皮鞋和尼龙军绿色袜子,但最让我担心的是来自某个堂姐连同姑姑突如其来的善意——送我一件她心爱的但因为发育没办法再穿的,质量极好的粉色裤子,或者蕾丝边白衬衫。怎么说我也是个凭空有着敏感心思的孩子,比如下雨的时候没有雨伞,我到了学校也会装作:真倒霉,明明出门的时候还是个晴天来着。
 
  于是每年各一次的春游和运动会就成了我的受难日。其他小朋友坐在那吃零食,只有我尴尬地坐在角落。尤其当有好心的女同学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一包亲亲虾条,对我来说简直是公开处刑。
 
  但即便这样,在学校里也有值得高兴的时刻,比如从一年级开始,每次演讲比赛我都会横扫一等奖。但在一次比赛前不久,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从我身后开过来的金杯大卡车刮倒并拖行了几十米。所幸没有什么大事,只是肌肉拉伤。
 
  我爸第一次为我出头,在医院当众给了卡车司机一个大耳光,还把他的车扣下了,直到他赔了几千块才放他离开。然后,我爸就拿着赔偿金和朋友喝酒去了。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我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回家养着。我妈也来看我,还给我做了梦寐以求的褥垫,就是很多同学都有的,妈妈做的,铺在自己的座位上软软的那种。我妈带我出去吃饭,问我想吃什么。我想了半天说,想吃鸡蛋,还想吃肉。我妈哈哈一笑说,这还不简单么,来个木须肉。
 
  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很漂亮,扎着马尾辫,穿的也好看,别人还以为她是我的姐姐。临走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个红色的气球,我拽着气球的绳子目送她和继父坐上离开的汽车。车刚开走,我手上拉着的气球就“砰”的一下,爆炸了。
 
  最后我还是赶上了演讲比赛。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燕子飞回来了。
 
  春天到了,小燕子跟着妈妈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
 
  飞呀,飞呀。它们飞过高山。
 
  飞呀,飞呀。它们飞过大海。
 
  飞呀,飞呀。它们飞过田野……
 
  最后,我得了那次比赛的一等奖,奖品是一个蓝色的硬壳日记本。那天我拿着日记本和我妈送我的褥垫回家,走到毛纺厂附近的时候,遇到了古大力。
 
  他是北山附近的一个小流氓,但是那天他倒没有要打我的意思,只是叫我陪他去毛纺厂那边坐一会。为了不挨打,我只能故作镇定地陪他去。我们走到废弃厂房边一片干枯的草地坐了下来,有很多只蚂蚱在枯草尖跳来跳去。
 
  我们坐了一会,他递给我一根棒棒糖,对我说,看我是怎么吃的,不要咬,要舔。我就学着吃了起来。我们吃着糖,他问我,你爸妈晚上会做那个事儿吗?
 
  我说,我不和我爸妈住一起,和我爷爷奶奶住。
 
  他说,那你爷爷奶奶呢?
 
  我说,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他把裤子脱了下来,并用手把玩了一会。还要看我的,我拒绝了。
 
  于是他开始了殴打,直到我服帖为止。他让我像刚才吃棒棒糖那样,含住他的生殖器。
 
  我几乎忘了当时是怎样的感受,只记住了一股腐烂的味道。
 
  回家之后,才发现我的褥垫和蓝色的硬壳本子都不见了。
 
  后来有一次我去理发,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理发店外,徘徊了半天不敢进去。店里的小姐姐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害羞呢,一把把我拖了进去。总算是剪完了,又温柔地问我长短合不合适。我怯怯地问,是不是还有点长?
 
  她说,女孩子再短就不好看啦。
 
  我说,我是男孩子啊。
 
  她就笑着说,哎呀,看你这么文静,还以为你是女孩呢。
 
  五
 
  大三那年清明节,长沙下了很大的雨。爷爷在那天去世,我赶回去奔丧。站在哭的几近昏厥的姑姑和我爸中间,我却一滴眼泪也没有掉。只是在爷爷被送进焚尸炉前,我第一次抚摸了他冰冷的脸。
 
  有时候我觉得人生只是一团越来越缠绕的绳索,直到被一场大火烧为灰烬。
 
  我能想的到一个性感说法是:被玩坏了。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还应该看看更多的风景。像被摔坏的玩具一样,必须被丢上货车,运送到新的地方。
 
  初一那年,赵文卓版的《风云》刚播完没多久,还有点余温。市面上十块钱一张的盗版游戏光盘也有很多风云系列的RPG游戏,比如《风云贰》,《风云之七武器》。但经常是玩了几个星期,不知道到哪儿出个bug就蓝屏了。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我和崔健以及其他几个男生要各自扮演《风云》中的一个角色,等传到我这儿的时候,别说是聂风步惊云,连秦霜都有人选了。还好我急中生智,选了个辈分高名字帅的角色:无名。就是剑晨的师傅,绝招是万剑归宗的那个。
 
  初中期间,几乎每周,我都要去网吧通宵两次,一次是周末跟崔健一起,另外一次是周一到周五之间,找一天单独去。
 
  在我们镇有网吧之前,我和崔健都是去街里的“老太太家”游戏厅玩。
 
  老太太家游戏厅看上去只农贸大厅后面的一户人家,就藏在胡同里的一小排平房之中。别人家都是铁门,只有她家是个铝门。
 
  推开门有一进小院子,院儿里有一条被铁链拴着的大土狗,每次去它都会冲我叫半天。我被吓得动弹不得,总是老太太出来护着我走进去,老太太就是店老板。
 
  屋子里面分了两个小房间,进屋就上炕。一间摆着台彩电,另一间是黑白电视。连接的都是小霸王游戏机,后来又换成了世嘉的黑卡,听说后来甚至换成了PS3。游戏机边散着两只手柄,旁边的纸壳盒里摞着一排卡带。从十二人街霸到三国策略类,各种游戏一应俱全,收费标准是黑白每小时一元,彩电每小时两元。
 
  游戏厅里往往是看的比玩的多,花两块钱几乎可以在那坐一整天。唯一的缺点就是大家都脱了鞋坐在炕上,一屋子的臭脚味儿。
 
  为了凑钱去游戏厅,我们经常走进一片废旧厂房里,找废旧的铁或者铜丝卖钱。因此我从小就知道,铜是比铁贵的。而崔健,甚至偷偷卖掉了家里炒菜用的铁锅。
 
  有一次我在家里翻到半张十元纸币,想着老太太每次收钱也不细看就揣起来,打算把它窝起蒙混过关。但又实在害怕,就让崔健先进去付钱,自己在院门口等着。想象着老太太是怎样收了那张钱,怎样把它随手塞到自己围裙上的口袋里,又怎样找了九元找零。可不一会儿,门里就传来一阵骂声,紧跟着崔健就跑出来了。
 
  从那儿以后我们没敢再去老太太家,还好小学一毕业,网吧的时代就来临了。
 
  而那年,崔健的妈妈也离开了小镇,孤身一人去了韩国打工。